一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政务服务的政治属性与制度逻辑
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，其在政务服务场景中的应用必须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统筹谋划。2026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，也是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、加快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节点。必须清醒认识到，大模型不是中立的技术工具，而是承载价值导向、体现治理意志、服务政治目标的制度性媒介。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在部署应用过程中，首要任务是坚持党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，把牢政治方向、坚守人民立场、严守安全底线。本规范立足“技术服从治理、应用服务政治”的根本定位，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》为基本遵循，系统厘清技术能力边界与制度约束边界之间的辩证关系，推动大模型从“可用”向“可控、可信、可溯、可治”跃升。
二、科学界定大模型在政务服务中的四重应用边界
（一）功能边界：明确禁止介入核心决策与终审裁量环节。大模型不得参与行政许可终审、行政处罚决定、干部考察结论、财政资金分配等具有法定终局效力的事项；不得替代人工开展政策适用性判断、自由裁量权行使、重大风险综合评估等需政治判断与责任担当的工作。所有输出结果须标注“辅助参考意见”，强制嵌入人工复核确认机制，实行“双签制”留痕管理。
（二）数据边界：严格执行政务数据分级分类与最小必要原则。严禁调用涉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敏感个人信息及未脱敏历史档案数据训练或推理；对面向公众开放的模型接口，须经网信、保密、公安三部门联合开展数据出境风险评估与算法备案；建立政务语料库动态授权清单，每季度更新禁用词库与敏感字段识别规则。
（三）权责边界：落实“谁主管谁负责、谁运行谁负责、谁使用谁负责”…